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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郑樵《通志》及其学术精神

    钱柜777 www.arysoft.net   □阮其山

      郑樵一生著述如林,以《通志》为代表作,以“二十略”为精华。《通志》以会通为主旨,以批判为武器,以实学为取向,以类例为方法,创新体例,而自成一家之言,具有鲜明的特色和很高的文献价值,其影响广泛而深刻。

      【巨制通志】

      郑樵一生博览群书,勤奋治学,著述繁富。据学者考证估计,郑樵一生的著述多达八九十多种,在多个学科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。绍兴三十一年(1161),58岁的郑樵终于完成200卷《通志》的编修工作。这是一部集天下之书为一书,汇通百家之学的鸿篇巨制。郑樵为此耗尽了毕生的精力。

      《通志》是他少年立志,欲读天下之书,通百家之学,为之奋斗一生的学术结晶。郑樵有感于司马迁之后,史家背离会通的修史传统,割裂历史的联系,忽视典章制度的变化,专以空言著书的弊病。于是决定独辟蹊径,编修一部上自羲皇,下逮五代,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通史。最后将这部通史正式命名为《通志》。

      《通志》有《帝纪》18卷;《皇后列传》二卷;《年谱》四卷,以年表的形式,记载自三皇至隋的历代大事记;《略》52卷,分门别类记述氏族礼乐、天文地理、语言文字、校雠文献的典章制度;《世家宗室》11卷,记载春秋诸侯列国,及自汉至隋宗室的制度;《列传》125卷,记载历代重要人物1829人的事迹;《载记》八卷,记载南北割据、少数民族政权及近邻国家的情况。全书凡200卷,六百多万字。堪为一部汇集天下之书,会通百家之学的鸿篇巨制。

      《通志》是继《史记》之后又一部大型纪传体通史。它继承了司马迁的会通思想和《史记》的体例,博采众史,但自有成法,有所创新。古时将记事的史书称为“志”,司马迁改“志”为“记”,名之《史记》;郑樵恢复本来的用法,名曰《通志》。又将《表》改为《谱》。

      《通志》中的“二十略”是全书的精华所在。为《氏族略》《六书略》《七音略》《天文略》《地理略》《都邑略》《礼略》《谥略》《器服略》《乐略》《职官略》《选举略》《刑法略》《食货略》《艺文略》《校雠略》《图谱略》《金石略》《灾祥略》《昆虫草木略》。其中又以氏族、六书、七音、艺文、校雠、图谱、金石等七略最具学术价值。这七《略》都是以往史志中所没有过的篇目,在史学的体例上具有开创意义。如《艺文略》,打破了传统的经、史、子、集的四部分类法,创立了崭新的书目分类法。另一些篇目虽然采用归志的名称,但在内容上也有更新。

      郑樵说:“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,名之曰‘略’,凡二十略。百代之宪章,学者之能事,尽于此矣。”意思说,“二十略”是对百代典章制度与天下学术的汇总,也是学者才能的体现。“二十略”是郑樵一生治学著述的学术总汇和精髓所在。

      【主要特色】

      《通志》一书,有着鲜明的特色 ,主要有以下几点。

      一是主旨鲜明。就是会通众史,总辑一书。“会通”之“会”,就是会集天下之书为一书,“通”就是要求时代相续,古今贯通。郑樵说:“天下之理,不可以不会;古今之道,不可以不通。史家据一代之史,不能通前代之史,本一书而修,不能会天下之书而修。故后代与前代之事,不相因依。又,诸家之书,散落人间,靡所底定,安得为成书乎!”“总辑一书”的意思,就是集天下之书为一书。

      郑樵认为,修史不但要通,而且要博,要旁通一切天下之大学术。会通古今,就是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,说明其来龙去脉,反映其发展进程。“会通”不仅是郑樵编修《通志》的缘由,同时也是贯穿全书的主旨。《通志》正是以会通思想为指导,成为一部贯通古今,旁通百科,会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纪传体通史。

      二是创新体例。《通志》以会通为主旨,通古今、汇百科,总辑天下之书为一书,本身就是古代史籍体例上的伟大创新。《通志》的体例虽然继承前人旧志,特别是司马迁《史记》所创立的“本纪”“世家”“表”“书”“列传”五项纪传体的体例。但并非全搬照抄,而是按照自己的修史思路,有所采用,有所更改,有所创新。拓展了新领域,提出了新思想,补充了新内容,运用了新笔法,开辟了新途径。

      郑樵说,学术的卓越造诣在于内心的认识,“二十略”都是自有所得,不采用旧史的文字。“纪”和“传”是编年纪事的实迹,自有成规,不为智而增,不为愚而减。所以采用纪、传的原文但作了增删。如增补了130多篇春秋战国时期人物的传记,对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的某些人物传,也按其历史时期的归属作了调整,并把《三国志》一批人物传的征引史料、注文揉入传文,又为名匠马钧立传。对南北朝诸家正史的人物传记,也打破原来的家传体系,依照历史年代顺序编排,并删除了原书的《贼臣传》、《索虏传》《僭伪传》等褒贬笔法的篇目。

      《通志》的创新,突出地表现在“二十略”的设置上。郑樵突破旧史《艺文志》的体例,创立《图谱略》《金石略》,与《艺文略》并列,把金石、图谱视为文献的重要类型。特别强调图谱对治学的重要作用,对于天文地理、宫室器物、车旗衣裳与草木虫鱼等名物的辨识尤为重要,以便学者“索象于图,索理于书”,容易获得学习的功效。又打破旧史《艺文志》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,把“经部”中的“礼”“乐”“小学”独立与“经”并列,然后按照学科内容,设立经、礼、乐、小学、史、诸子、星数、五行、艺术、医方、类书和文等凡12类、100家、420种。

      《校雠略》对如何搜求图书提出了八种途径,即“求书八法”。并对亡佚图书的记载、编排及辑录也作了论述。《六书略》在汉代许慎《说文解字》的基础上,对文与字、声与韵作了深入研究。用“六书”(即汉字的六条造字法则)统领与解释文字,反映了汉至宋的文字演变情况,收录字数达二万四千二百多字。

      《七音略》从语音上探讨汉字的形成规律,制定了音韵制字图43幅,显示了宋代的整个语音系统。《灾祥略》对历史记载的,隋代以前的天、日、月、星、地(山)、水、旱、火、风等方面的自然变异现象,作了分门别类的总结,为天文、地理等科学提供了丰富的数据。郑樵通过全面系统分折,指出自然界的变异现象,同人间的吉祥灾患并无必然的联系,彻底否定了千百年来的传统“灾祥说”,斥之为“欺天”的妖学。

      《昆虫草木略》对主要的动、植物作了分类,并分别对其名称、形状、习性、功用等生物属性作了具体介绍。强调儒生与农人要取长补短、互通有无。要把田野生物的现状与诗书的义旨互相参合,以便准确地把握经旨的本义。

      《氏族略》对氏族的渊源进行深入研究,作了详尽严密的分类,对少数民族及其与汉族的相互融合也有记载。《都邑略》罗列了列代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都城情况,指出“建邦设都,皆冯(凭)险阻,城池必依山川以为固”的规律。并针对南宋的实际,主张定都南阳(今属河南),反映郑樵反对和议偏安,力主抗金复国的进步思想。

      另外,在自然科学方面。郑樵深入自然界,细心观察动、植物的情性。《昆虫草木略》对动植物的分类及其习性作了具体记载,并破天荒地列为史志的内容之一。郑樵研究天文地理时,坚持把搜集文献同观察天象相结合。隋代丹元子的《步天歌》把天空分为31区,作为星空分区的主体,具有很高的科学性,直到近代天文学传入后才弃而不用。《艺文略》中涉及天文学及其相关的书达有369种之多。《天文略》又把《步天歌》作为该篇的主要内容载入,并补充了残缺的歌诀。郑樵还对磁石吸铁现象作了近乎科学的解释,认为是“以气相合”,是一种“不期然而然”的必然的属性。郑樵说的这种“气”,乃是近代物理学才认识的磁场吸引力理论,无疑是中世界科技史上的重要论述。《七音略》的韵表,具有数学坐标的概念。以上这些,都显示《通志》“二十略”对自然科学的卓识与贡献。???

      三是批判精神。《通志》充满了强烈的学术批判精神。郑樵批判汉代经师对诗、书、传典籍的种种曲说,认为《诗》的功用在于乐章,不在文义;《春秋》的功用在于法制,而不在于褒贬。指出“《诗》、《书》可信,然不必字字可信。”

      郑樵批判司马迁以后修史的“荒唐”局面。如班固《汉书》违背会通的主旨,断代为史,隔断历史的做法;《春秋》“三传”所推崇的所谓“寓褒贬于一字间”的“春秋笔法”。郑樵质疑说:“纪传之中既载善恶,足为监戒,何必于纪传之后,更加褒贬?”他认为,历代史书关于“贼”、“寇”、“僭”、“索虏”、“岛夷”、“义军”、“义兵”、“叛臣”、“逆党”之类的表述,是修史人“不知留意宪章,而崇尚于言语”的败笔,对此“深以为耻”。

      郑樵批判天人感应的“灾祥说”,以自然变异现象对应人间祸福,解释人事历史,斥之为欺天的“妖学”,欺人的“妄学”。如此等等,批判的言词尖锐而凌厉。

      郑樵自我声明,他的学术批判并非“好攻古人”,而是想要借此打开学者见识的门户,明辨是非,维护正道。如同太阳正照,妖氛邪气不可干挠一样。郑樵正是在猛烈尖锐的学术批判中,拨乱返正,推陈出新,以自已的真知灼见,深化学术的发展。

      四是注重实学。郑樵认为,治学修史要讲求实用,反对空言的词章、义理之学,二者都是本末倒置、从事语言的空论,而非实学。他提出,治史要留意记载国家的典章制度,史册因已详文该事,善恶已明,无须再加美刺褒贬。因此《通志》中的纪、传、世家等都删去了原有的“论赞”,而着力于“二十略”对历代宪章演变的记载。

      郑樵重视图谱的感性功用,指出天文、地理、宫室、器物、衣裳等16门类的知识,若无图谱,不但“人亦难为学,学亦难为功。虽平日胸中有千章万卷,及置之行事之间,则茫茫然不知所向。郑樵用十年时间研究经旨之学,正是通过对天文、地理、草木、虫鱼、鸟兽的细心考察核实,才弄清文字的含义,撇清了传统的”美刺“、”褒贬“的谬说,才真正理解了《诗》、《传》的本义。

      五是科学分类。”类例法“是郑樵治学的基本方法。郑樵在《校雠略》、《图谱略》、《艺文略》中,以持军、治狱的编制方式,比喻治学的”类例法“。就是要求在分明学术源流的基础上,对学术加以分类,”八类例既分,学术自明,以其先后本末具在。“一部《通志》,特别是”二十略“,始终贯彻这种”类例法“。

      《艺文略》以十二类与三级分类法,把古今天下图书统归其中,穷尽了百家之学的源流。《昆虫草木略》把动、植物分为草、蔬、稻粱、木、果、虫鱼、禽、兽八大类,每类又加细分,分明其类别、品种。如草类的芝,按颜色分就有龙芝(青)、丹芝(赤)、金芝(黄)、玉芝(白)、玄芝(黑)、木芝(紫)六种。《氏族略》把姓氏的来源分为32种,即以国为氏,以邑、乡、亭、地、姓、字、名、次、族、官、爵、凶德、吉德、技、事、谥、爵系、国系、族系、名氏、国爵、邑系、官名、邑谥、谥氐为氏等来源,做到”绳绳秩秩,各归其宗。使千余年湮渊断绪之典,灿然在目。“《六书略》疏理古代汉字的六种造字规则,”驱天下文字,尽归‘六书’。军律既明,士乃用命。“如此等等。

      总之,”类例法“是郑樵一生治学著述的主要方法,是他取得巨大成功的一大法宝,也是贯穿于《通志》中的科学理论方法,极大地提高了它的学术价值。

      以上所列《通志》的这些特色,集中地体现了郑樵的史学思想与学术精神。这些特色不是孤立的,是有机联系的。它从不同角度和层面上反映出郑樵治学的途径、方法及其指导思想。郑樵正是在博采众书的基础上,以会通为主旨,以批判为武器,以实学为取向,以类例为方法,推陈出新,而自成一家之言,独断之学。终以一己之力,在中国史学史上矗立了一座丰碑。

      郑樵是中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史学大师,也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富有创新精神的一位代表人物。他不但在史学方面取得突出的成就,在语言、文献及天文、地理、生物等多种学科领域也都有建树,堪称博学大家。

      诚然,由于时代的局限,个人治学环境条件的僻陋,以及晚年基于身体原因而仓促成书的处境,使他的才华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。所著《通志》也未能精益求精,趋于完美。在今天看来,郑樵《通志》也存在某些不足之处,在所难免,犹如参天大树的一点枯枝黄叶而已。不足为怪,也不可苛求,无损于它巨大的文献价值。他的学说仍然是时代学术的最高水平。他的巨制《通志》,足以成为睥睨古今史志的不朽之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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